三省六部的朝臣们也都松了口气，肆虐的天花总算能够有效控制，更可以永久灭亡天花之害，意义非常重大。

不过凡事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高兴。自然也有人不悦。比如李孝恭、李承乾等人，他们隐约期盼，如果牛痘实验失败，谢逸刚刚好转的处境可能会迅速恶化，甚至可以寻机重新给予沉重打击。

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李世民之所以转变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天花有关。

可惜事与愿违，牛痘成功，谢逸等于立下不世奇功，纵然有些小过错，也可以将功折罪，将功补过。

更为重要的是，谢逸在大唐君臣乃至百姓面前表现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不过一两年时间，他已经为大唐解决了吃饭和瘟疫问题。

也许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他那颗灵光异常的脑子里，又会蹦出许多奇思妙想，又会解决很多麻烦。

哪怕只为这样一个期许，皇帝便绝对舍不得杀了他，只要他不打算用这些手段来谋逆，颠覆大唐。

更何况在民间，谢逸的声望越来越高，“为瑞不宜多”的善举仍就多有称赞；这次又捣鼓出牛痘，预防天花这等可怕的瘟神。

据说在同州当地，有人闻讯后痛哭零涕，朝着长安的方向叩头感谢谢学士和孙神仙。长安城里，不再人心惶惶的百姓也对谢学士多有赞许和感激。

民意难违，这话颇有道理。

这等情况下，朝廷如果还一意孤行要杀了谢逸，恐怕老百姓都不会答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可是李世民的名言。

更为重要的是，马周的调查审理也出结果了。

根据弘文馆与秘书监记录的档案文书，并询问当年的人证，马周得出结论，当年辅公祏叛唐，身在长安的杜伏威不知情，更不曾参与。

至于所谓杜伏威幕后主使的说法，马周笃定是辅公祏为了鼓动江淮军诸多将领，蒙蔽百姓而用了下三滥手段，伪造了所谓的杜伏威“密令”。

实际上，杜伏威远在长安，根本不知情。

后来是辅公祏见大势已去，向李孝恭诬告，所谓的证据“密令”乃是伪造之物，便是当年欺骗杜伏威义子王雄诞的那封，同时还诬告了从长安返回的阚棱的。

但马周详细调查，得知当时阚棱积极参与平叛，正是因为他的威名，震慑了江淮军，致其军心涣散。

如此行为，怎能是谋反？

除了昔年普通兵将的证词，还有当时李孝恭的副手，如今的英国公，并州大都督长史李绩作证，真实性和效力不言而喻。

而杜伏威之所以被认定有罪，除了辅公祏的那份伪造的密令，便是阚棱所谓的谋反。

现在两者都不成立，杜伏威谋反的说辞还能成立吗？

只是事已至此，谁来为当年的事情负责呢？虽说是有人诬告，但主事者也有失察之罪，甚至蓄意枉法的可能。

最终定案的是高祖武德皇帝，但谁敢说这是李渊的错呢？

所以啊，这个过错与罪责似乎只能有呈报主办者，当年的赵郡王，今日的河间郡王李孝恭承担？

只是罪名该如何定论，马周不由有些犯难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