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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过最低工资制度？”

分别跟米青和李富安会面，米青提出了她的执政核心。

米青点点头：“立法规定最低工资，这是全世界大国的通用做法，没道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如果不通过立法，只靠呼吁的话，效果并不好。”

欧美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社会的过程中，这个最低工资保障，其实就是社会福利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按照教条的经济学模型来看，规定最低工资，其实对工人本身并不好，这等于是限制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剥夺了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工人的工作，因为这等于是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他们会倾向于减少使用工人，降低就业率。

可经济学是一门学科，经济本身，却不单单是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太过倾向于效率了，却忽视了组成社会的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认为，税收也是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政府收税等于是从经济体中抽走资源。

但社会问题，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稳定，甚至稳定是第一位的，效率只能排到第二位，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完全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运作，起码不敢放弃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管理经费，等于放弃了政府管理，等于是无政府主义。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人有时候极其盲目，并不会理性的看待问题。比如规定最低工资制度，立法提高工资，往往会起到反效果，会造成底层工人的失业。但却会得到工人的欢迎，这不符合经济效率，但却满足了人心，人心稳。则社会稳。

所以大部分国家宁可牺牲效率，来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目的不过是在取悦工人，事实上却是伤害最需要保护的工人，任何制度。到最后没有竞争力的人，总是受伤最大，可他们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利益。

“好吧，立法吧。”

杨潮赞同道，他知道不好，但是工人以为好，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只不过是一个心理满足感的问题。就好像猴子不满意早上三个桃子，晚上四个桃子，养猴人就给他早上吃四个桃子。晚上吃三个桃子，于是猴子就满意了一样。

“那么你如何应对潘训对农民选票的拉拢呢？我知道你在工人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我国的农民数量是超过工人的，工人，甚至加上所有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整个国家层面，也不过占到了3成左右。你如何满足7成的农业人口的利益需求呢？”

你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就无法让农民将手中的票投给你。

米青道：“也许只能许诺提高粮食关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杨潮开始，中国就免除了从巴西进口粮食的税收。所以每年中国都从巴西进口海量的粮食，然后中国每年都向巴西移民近十万人，如果提高粮食关税，巴西政府肯定会做出反制措施。已经出现的移民问题苗头，就会立刻尖锐起来，如果让巴西民族主义借机掌权，恐怕对中国来说等于彻底失去了在巴西这个有潜力养活中国人口的国家，形成决定性影响力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收益确实不高。因为粮食太过便宜，可这会让农业人口大量迁移到其他产业，是对工业化的一个助推作用，要让恋土的中国人脱离土地，确实比其他民族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不采取强制性，就只能通过这种经济手段，让农民为了获取城市中丰厚的利益，从而进入城市，如果提高关税保护现在的农村产业，就等于是帮忙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利于工业化这个战略目标。

最大的问题是，很有可能提高关税并不能够保护农村农民的收益，因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人均占地面积太小，大量农民其实只是佃农，租种着小块的土地，劳动力并没有充分利用，相当于没有充分就业。就算降低了巴西粮食进口，也不可能提高广大农村农民的收入，只可能是让现在大量种植大豆等经济作物的东北农场主们，开始种植粮食，中国粮食价格依然不可能太高。

所以提高巴西粮食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巴西在移民问题上跟中国走向对立，却无法切实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唯一的好处是农民心里感到安慰，这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心理问题。

“据我所知巴西的粮食进口主要是玉米，而中国进口玉米现在也不是用来吃，主要是用来做饲料。中国北方的商品小麦主要来自东北，南方的大米倒是主要自产加一小部分进口澳大利亚的。因此起不到现实意义，反而会打击农村的养猪业。如果只是为了选票的话，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

杨潮分析道，中国农村基本自给自足，没有灾害减产的情况下，不需要从外面运入粮食，可是由于东北地区大农场的机械化生产效率，导致北方城市的粮食市场几乎被他们垄断了，南方食用大米还好一些，因为水稻生产的机械化还不普及，机械性能还不够稳定，水稻又是一个最需要劳动力的粮食种类，同样土地需要的劳动力往往是小麦需要的三倍，反而比较合适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