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传统习俗影响，认为怀孕以后就不能洗头洗澡；这个桂枝身上的味道可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先前余秋离得远，味道倒不明显。

现在她就贴在桂枝身边，真是戴着棉口罩都阻挡不了令人窒息的气味。

余秋不得不扭过头，尽量让鼻子离得远点儿。然而她的眼睛跟手又必须得时刻不离大肚子，扭曲的姿势让她脖子都快断了。

桂枝的婆婆很快送了盆温水过来。

余秋手上不得闲，接生婆被赶出去了，忙碌的人自然就变成了小接生员。

十三岁的小丫头双眼放光地看着城里头来的余大夫，觉得有祖传手艺的人到底不一样。

宝宝的脚掉下来了，她居然能送回头，既没有用针戳也没有拿刀砍。

小接生员有些羞愧，她还是学过新法接生的人呢，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胡奶奶说砍掉宝宝的脚还不知道开口反对。

余秋被这姑娘看得芒刺在背，赶紧强调：“好好擦洗，尽量减少感染发生的可能。”

其实这是句空话，宝宝的小脚都掉下来了，再塞回头的话怎么可能不感染。

余秋头痛地看着小接生员急救箱里头的全部家当，抗生素的数量少的可怜，种类也少，只有青霉素、链霉素跟土霉素，什么头孢之类的统统想都不要想。

链霉素与土霉素都是孕妇跟哺乳期妇女禁用药品，看来只能用青霉素了。

小接生员得令，赶紧勤勤恳恳地擦洗起桂枝的腿脚跟上肢。

一盆水很快变黑，在没有任何肥皂的情况下都能洗成这样，可见这大肚子的身体该积攒了多少陈年老垢。

涉及到孩子，几乎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有惊人的忍耐力，包括忍受眼下这令人闻风丧胆的剧痛。

余秋看了眼产包，突然间反应过来：“产钳呢把产钳包也准备好。”

宝宝都是头大身子小，到时候身体出来了，头卡在洞口，那麻烦可大了。

拿产钳夹住宝宝的脑袋带一把，是在眼下不能开刀环境下迫不得已的最佳选择。

小接生员满脸茫然：“啥钳子”

余秋心里头咯噔一下，心中草泥马呼啸奔腾。

她的导师良心就不会痛吗当初她在产房学接生的时候，动不动就讨骂。

年近花甲的老太太中气十足，一口一个当年村里的接生员胎头吸引器跟产钳用的有多溜。结果医学发展四十年，现在的博士除了抄着手在边上看大肚子自己生之外，就只会拉人上手术台剖腹产了。

可怜她年幼无知，吓得瑟瑟发抖，愣是连下班都不敢回宿舍，二十四小时泡在产房。

碰上有情况不好生的大肚子，即便三更半夜她都会从值班室爬起来，抢着上台学接生。

跟她有些暧昧小萌芽的小哥哥们就是这样变成纯友谊的。谁能受得了永远约不到人啊。

呵呵，整个科室四十岁以下的医生，哪个也没她产钳用的溜。

现在导师倒是送副产钳到她面前来啊。

居中的大海碗里头装着河蚌汤，汤色雪白。旁边围着的蔬菜分别是蒸茄子、烫空心菜、炖马齿苋干。

因为曾经前两年严格地割过一次资本主义的尾巴，县里头要求每家每户最多留一分自留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杨树湾农民饮食当中，野菜也要占一席之地。

跟这些菜蔬比起来，炒泥鳅就像是贵族一样。大约是为了下饭，泥鳅里头还加了不少辣椒一块儿炒，看上去红彤彤的分外诱人。

乡间饭食荤腥少见，郑卫红心疼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没营养，每日摸黑去田头沟河钓黄鳝，摸河蚌。

在农村，河鱼也是集体财产，需要生产队定期张网捕捞，除了廉价甚至免费上交国家之外，剩下的部分由生产队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头进行分配。

不过虾蟹、泥鳅、黄鳝以及河蚌还有螺蛳这些，似乎不在水产品的征收范围内，农民可以自己去捕捞。

这些东西里头，肉多的泥鳅跟黄鳝是抢手货。毕竟在每人一年只能分到二斤油的当下，小虾螺蛳也吃不出什么滋味来。

今天的泥鳅一半烧汤给产妇吃，另一半就加了大粒盐跟炒了一大盘给大家打牙祭。

郑大妈端了泥鳅汤给儿媳妇，转身又进厨房端出两碗汤面条，西红柿鸡蛋打卤，上面还点缀着青蒜叶。

明显锅底是抹过猪板油的，面汤上的油花老远就泛出清香。

老太将面条碗推给余秋跟宝珍：“吃吃，你们吃。”

余秋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她对七十年代的农村再缺乏具体概念，经过这一天两夜也清楚这面条是超级奢侈的硬菜。

作者有话要说：　　某位论坛的姑娘，请高抬贵手，放过冷文写手。作者码字不易，上班之余写作除了写大纲做人设之外，还需要查找大量资料。本文已经够冷，成绩够烂，按照收益早就应该砍文迅速完结。请不要再伤害认真辛苦码字的作者了。

下面是关于当时化肥问题的资料：

据从德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美国解密文件第807号情报记录披露，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府，决心解决粮食问题，出台了重大的农业发展计划，这使得化肥进口量迅速增长。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中国农业虽然受到“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仅就氮肥来说，中国的进口数量从196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65年的50万吨，到1967年可能增长到94万吨。当时主要的进口对象是欧洲和日本。中国还利用两者的商业竞争关系打破了商业垄断。日本虽然1972年9月才跟中国正式建交，但在此之前已有贸易往来。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和松村谦三。

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

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日本在这场交易中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化肥工业会被踢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该解密档案还写到，尽管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利，但中国政府还是在政治上继续批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中国不甚友好的政策，并措辞严厉地表示日本应该更相信中国。

解密档案强调说，这些关于化肥的协商注定使佐藤荣作非常尴尬，因为此时正赶上日本的国会选举，对华贸易问题是此次选举的重要政治议题。日本政界要求佐藤荣作承认，他对中国的疏远政策给了欧洲商人可乘之机，让日本的这些竞争对手在中国市场上占得先机。

确实，日本1967年出口到中国的化肥和钢材虽然再创新高，但日本还是失去了有利的地位，中国的主要购买对象已开始转向欧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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