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元之所以要投靠有血海深仇的蒙古人，是因为利益，更准确的是因为对霹雳军的田亩政策不满。土地不仅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同样是工业社会的根本。霹雳军的财税体系并不依赖田，而是靠工矿业和商业为主，但仍然极度看重耕地。收复了这三州（府、军）之地后，霹雳军实行的是“耕地有其田”的政策，对无主荒野只要耕种一定年限便可承认其所有权，且不收田赋。对于有主的荒地，虽不公开否认地契的效力，但要求地契主人不得将耕地荒芜，且必须自己耕种。这项政策让常元等前地主手中的地契，变得一文不值，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人中有声言要向朝廷告状的，也有选择激烈对抗的。对此欧阳轩态度极为强硬，压下了管理层不同的声音。他绝不允许霹雳军治下出现土地兼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无法容忍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川西有句话叫“叫唤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唤”。对霹雳军乃至欧阳轩，常元虽然恨得牙痒痒，但并没有表露出来，相反他待百姓更加和气，待同僚更加殷勤，以致并没有人知道他的愤恨。实际上他利用霹雳军施政上的缺失和疏漏，暗暗煽动不满情绪，久而久之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对霹雳军心怀不满者，这些人中有利欲熏心者，也有漏网的水匪盗贼，更多的是游走好闲的市井无赖。就在夏收前，常元便悄悄和对岸蒙军谈好了价钱，准备将江源县作为降蒙的投名状，而蒙古人也许诺由他做江源县令，他底下那批蝇营狗盗之辈也各有封赏。

在常元的心中，恢复家族荣光是最紧要的事，至于这官是蒙古人的还是宋庭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心中早在盘算，做了江源县令，第一件事便是将那几千亩土地收回来，物归原主。地契上那些土地已被重新开垦出来，又成了一等一的良田。有了土地，自然还需要大量的奴仆，那些忤逆自己的人便是极好的奴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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