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吉心动了。
朱允炆也清楚,常百业开出了一个户部与朝廷难以拒绝的条件。
眼下大明货币政策是银钞共存,即铜钱、白银与宝钞一起流通,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宝钞虽然推行于市,一些商人与百姓也认可宝钞,但在众多的交易中,宝钞的占比并不高。
户部曾做过调查与统算,京师百姓与商人交易中,宝钞流转较快,占比较高,也才达到四成,尚未达到一半、而越是偏离京师,这个比例就越低,苏杭一带尚好,可以达三成,但像徽州府、凤阳府、福建、广东等地,宝钞力行,然其占比始终偏低,多低于两成,在一些乡野之地,甚至都看不到宝钞的影子。
哪怕朝廷与县府不断推动,有些百姓依旧信奉的是铜钱与白银,对于新式宝钞的认识依旧有些薄弱,加上洪武宝钞大幅贬值、昏钞不用等问题带来的阴影,整个民间依旧倾向于使用铜钱、白银进行交易。
虽然朱允炆知道许多铜矿与银矿分布,开挖出了大量铜与白银,但因为商业活动日益频繁,加之一条鞭法以白银、宝钞为主的政策,导致白银一度紧俏,出现了市面上白银不足的问题,白银、铜钱与宝钞的兑换比例再度波动,白银走高。
尤其是旱灾、涝灾,更需要大量的钱财去购置货物,支持重建,朝廷拿着宝钞,灾民不接受,地方商人也不接受,强迫也不合适,只能先用银铜,这些都加剧了户部银铜锐减。
洪武年间,禁铜银流通,但在宝钞出现问题之后就失去了作用。这也表明,朝廷政令是干不过经济规律的,想要长期保持白银、铜钱与宝钞兑换比例相对平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白银与铜钱在市场上的流通占比,并逐渐实现宝钞为主的局面。
朱允炆记得,很多史学家在评论明朝灭亡时,总会涉及其中一个因素:
朝廷没钱了。
财政赤字过大,入不敷出,拿不出来钱发工资,只能横征暴敛,最终如何如何
可问题是,很多人将朝廷没钱了,直接等同于大明没钱了,认为明末穷得叮当响,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朝廷没钱,民间有的是钱,朝廷拿不出白银,民间有的是白银,哎,就是不给你朝廷用
甚至有人直言:明亡,亡在白银不足。
这其中有很深的经济规律问题,粗浅地来说:
白银紧俏,价值升高,形成银贵物贱的格局。
商业活动与一条鞭法都需要大量白银,征收赋税也折算为白银,现在银贵物贱,原本你家那点地的产出可以兑换一两银子,现在只能兑换二百文,但朝廷还是要一两,所以,你得多卖粮食。
没粮食了
那是你的事,说好的钱,不能少。卖儿卖女卖自己,看你。
于是,流民成批出现,各地税赋根本就收不上来,朝廷库银锐减,逐渐就没钱了
没钱,那就加税。
越加税,越没钱,流民越多
像是一个无法破除的魔咒,形成了一个死结,勒紧了大明国运的的咽喉。
现在,随着朱允炆推行一条鞭法,商业解禁,这个问题开始初漏端倪,有些地方出现了白银慌的问题,毕竟在建文朝,可没有西方大量白银输入。
若不是朱允炆开挖了若干大型银矿与铜矿,根本就无法支撑起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大明银矿就这么多,随经济更进一步发展,多少银矿都未必能跟得上市场需要,现在朱允炆没办法去日本、南美洲挖银矿,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扩大宝钞的影响,让百姓转认宝钞,削减白银在商品流通环节的地位与比例。
但宝钞推行是一码事,流通比例提升又是另一回事,强硬的法令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那就是让商人在朝廷与民间充当中介作用,发挥商人在扩大宝钞中的作用。
如果商人下乡收粮食,与朝廷站在一个位置上,统一使用宝钞,贩卖货物中,全部推行宝钞,当这种现象维持一两年,百姓看清楚了宝钞的稳定与价值后,白银流通自然减少,宝钞占据主流。
只有宝钞占据主导地位,维持与保证宝钞的价值、购买力,大明才可能破除白银短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通胀还是通缩,朝廷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调节。
朱允炆放任英烈商会壮大,眼看着晋商商会成长,一个个大商业集体的出现,看中的就是商人集体的力量,孤立而分散的商人,很难配合朝廷做这些事,但集体却容易多了。
虽然坐视商人团体壮大,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但相对于白银短缺的危险,事关一条鞭法执行的成败,关系国计民生,朱允炆不得不承受这种风险。
现在商人开始与朝廷讨价还价了,他们看出了自己的力量,这一次张嘴是为了钱,那下一次张嘴,可未必就是纯碎的钱,而是更大的利益。
朱允炆看向夏元吉,夏元吉盘算一番,道:“臣认为可行,但需要加一些约束。”
“夏尚书请讲。”
常百业心头一热,只要朝廷答应,那事就好办。
夏元吉严肃地说:“商人买走军士抢来的战利品,必须依实报价,不可欺负军士,故意压低价格。”
“这是自然。”
常百业没意见,商人虽然图利,但毕竟那是带刀子的军士,真搞砸了说不定就回来了。
夏元吉微微点头:“多邦城,升龙城,清化城,里面的战利品都可以发卖给你们商人,但必须与张辅等人议定好价,且王宫内战利品不归属你们。”
常百业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