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端了我的饭碗，现在又要拆我的窝，你们还让人活不活？”

“你们胆敢拆我的屋，我就敢让你的脑袋搬家。”

经此一闹，最后这一群体竟然聚集了两三千人闹事，差一点没惹出大事件来。经过一年的艰苦做工作，这一群体最终还是明白了阻止拆迁绝不可能，便转向要求政府解决自己合理与不合理的遗留问题和种种困难。

像这样的人不少，罗刚说：“无论怎样做工作，不达到他们的要求便免谈。再谈，便大肆哭闹，便寻死觅活。”

“嗯，拆迁之中永远伴随问题存在啊！”

曾省长知道，城市的改造与扩张之中，拆迁成了老百姓所有利益诉求的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往里装。事实证明，由政府主导拆迁的新搬迁条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野蛮血拆，但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栋房子，而是这栋房子自身所承载不了的各种诉求，是社会暂时还无法消除的贫富矛盾，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城市贫民的所有积怨。换言之，面对的是一颗颗需要抚慰的心，是一个个家庭需要解决的求学、工作、医疗、养老的生存之需。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违规操作，因拆迁而引起的小老百姓与大政府的对峙便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