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刘保和孙程便顺利完成了政变，稳定了朝中大局。次日，孙程等人又进入北宫，夺回玉玺，将阎显、阎耀、阎晏等阎氏三兄弟全部下狱处死，太后最后的一道屏障也就此消散。阎姬贵为太后，刘保杀她，于礼不和，遂将之打入冷宫。这年，刘保十一岁。

第二年，太后去世。自此，开始了东汉顺帝的统治，皇权几经易手，终于又回到了刘氏正统手中。按理说，此番刘保即位，应该会大展宏图才是。然而从他的庙号来看，不过是一个久经变故，欲求顺利的无为皇帝罢了。这样的一个皇帝在位之时，会是怎样地一番情景呢？

皇朝但凡新帝登基，便会有大赦天下的传统。刘保少年被废，后来大权更被阎姬等人执掌，此番上台。也少不得要效法先帝。其实，刘保在登基之初，也是怀着一腔抱负的，可惜他的性格懦弱，注定成不了世祖刘秀那般文治武功世所罕见的一代天骄。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皇帝刘保，大赦天下。被赦免的也包括阎氏一族。由此可以看出，汉顺帝的性格是比较温和。但是任何一个生于汉室衰微之时的皇帝，要想建功立业，只有温和而没有杀伐果断的铁血政策，是万万难以成就大业的。

后世之中，唐太宗为宽以待人的皇帝典范。但是他正处于唐朝的巅峰上升阶段，早年也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等到他执政，对人宽和的同时，也善于用人。

皇帝无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皇帝所用之人皆是误国误民的昏庸之辈。

刘保安定国家大局之后，便着手封赏拥立自己上位的那些王公大臣以及后宫宦官。其中以孙程为首的十九位拥立刘保的宦官全部封侯。可是刘保登基日久，有感于这些人无一个是易与之辈，担心他们抱成一团，威胁自己的皇权，便逐渐疏远了他们。由此而观之，在皇帝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刘保不惜去宠幸另外一个宦官张防。宦官张防有一定见识，并没有参与孙程等人灭阎氏的事情，但一直以来，都比较忠心于皇帝。刘保少年称帝，没有什么主见，一旦遇着大事便会找张防商议。一般臣下受了皇恩，要么更加忠心行事，要么恃宠而骄。张防便是第二种人，仗着皇帝的信任，为非作歹，卖弄权势。司隶校尉虞诩不畏权势，见不惯张防的所作所为，便暗中收集张防的罪证，上书弹劾于他，可是几次三番下来，皇帝依然不为所动。孙程见此，忙向皇帝进言，说应该抓捕张防，严明法纪。孙程素有威名，张防见此，也不得不束手就擒。即使连皇帝，也碍于孙程的功勋，无法责怪于他。

皇帝刘保登基日久，也感念到宦官之害甚巨。自己长久地宠信宦官，必将导致大权旁落，便以“争功”之名，罢免了孙程等十九人的爵位，赶出洛阳。可是这顺帝刘保却是一个当断难断的人，过了两年，又觉得这样做会让功臣寒心，便将孙程等人调回了洛阳。孙程此后官拜骑都尉，没有实权，最终病逝洛阳。

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洛阳发生地震，汉阳地陷裂。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洛阳发生了旱灾和蝗灾，其他十二个郡国也发生了蝗灾，以后风、涝、水、旱时有发生。顺帝朝的经济形势日渐衰落，政治上也日益腐败。值此内忧外患之际，皇帝刘保整日忧心忡忡，他想学邓绥太后一样力挽狂澜，却有心无力。

永和五年（公元130年），羌族因为不满当地官员的暴政，在其首领的带领下，又爆发了起义。起义爆发后，顺帝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集结了汉朝的精锐兵力十余万前往西凉之地镇压。战端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迁延了十五年之久，到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才结束，国力耗损巨大，使得汉朝一蹶不振。本来，此次战争是早就可以取得对羌人战争的胜利的，当时羌人兵力只有几万，而且内部还有许多人不同意叛乱，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万万不及汉军。可惜参战的将官们放纵无忌，为了自己利益，相互迁延不出，贪污军饷，中饱私囊；士兵们受尽虐待，历尽艰辛，白骨相望于野。此外，为了供应十数万军队在对羌人作战中的巨大消耗，汉朝不得不大肆向民间征收重税，同时还征调民工。是时天灾不断，许多人倾家荡产，四处流浪，抛尸于高山，捐肉于寒草，无论国家兴亡，苦的都是平民百姓，顺帝刘保，眼见大汉江山江河日下，自己虽然勤勉执政，却收效甚微，不由得感叹伤怀。如何自己就碰不上一个海晏河清、四海升平的盛世呢？即使是顺顺利利地做一个守成之君也可以。眼下自己不仅不能建立功业，反而将自己的人民陷入祸患之中。惋惜之余，只能为百姓减低一些负担，降低自己心中的愧疚。这说明刘保是有中兴之志的。可惜他太过文弱，竟然学习先帝刘祜，大肆地宠幸外戚，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让东汉陷入了另一个轮回之中。

是故有人对其一生功过论曰：“古之人君，离幽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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