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安本就性格坚韧，不然也不会在遭遇了家庭巨变，又被村民们喊了这么多年“野孩子”后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重新鼓起干劲的他一刻都没有再耽搁，第二天就和阿四跑到了广州最热闹的服装集市——西湖路夜市。

西湖路灯光夜市是全国开设最早的夜市，也是首个时装夜市。

当时，人民路要建高架桥，附近的观绿路小商品市场要被拆除，市场里的经营人员主要有三类：上山下乡的返城知青，国营、集体企业的精简人员，劳改释放人员。

这些人生活无着，需要妥善安置，不然很容易影响社会的稳定。

西湖路上有“广百”，又靠近北京路商业街，于是市、区领导实地考察后，觉得在这里很适合办个夜市，统一管理个体摊档，同时解决待业青年的生计问题。

刚开始，档主们用竹竿沿着马路两边，搭建起约两三平方米的简易摊档。有卖服装的，也有做饮食生意的。

头几个月生意不好，饮食摊撤走了，只剩下卖服装的继续坚持。

后来为了解决照明问题，每个档口都加装了一盏电灯，走过路过夜市的人便逐渐多了起来，巅峰时期摊档达到一千多个，从西湖路扩展到教育路再向两侧的起义路和中山五路延伸。

杨守安和阿四特地选了晚上七点夜市亮灯的时候才来考察，不算宽阔的马路两旁，档口鳞次栉比，一根根竹竿向马路中间延伸，竿子上挂满了在当季流行的服饰，其中不乏在香港最“潮”的款式。

摊档多，夜市的客人更多，除了本地的居民喜欢吃好晚饭来逛逛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穿梭其中，甚至能看到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人，用手势和摊主们讨价还价。

如此繁荣的景象让心怀忐忑的杨守安振奋无比，当即就找到了夜市的管理处，问清了入驻所需办理的手续和费用后，第二天便赶往了附近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

杨守安和阿四的见识毕竟非常有限，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无非就是低买高卖，两人一口气花出去大几千块采购了一批“时兴款式”的靓服，推着板车就运回了刚租下了屋子。

这屋子离着西湖路不远，总共两间，一间用来睡觉，另一间便用来当作仓库。

杨守安和阿四初来乍到也不太会砍价，所以房租并不便宜，但在当时的两人看来，以后反正是要在夜市讨饭吃，为了一点租金舍近求远，反而得不偿失。

接下来就是缴纳各种费用，然后跟着市场的管理员来到分配好的摊档，因为是“新人”，位置自然是不怎么好，不属于夜市的核心区域，贴在教育路的边边上。

摊子是支起来了，但杨守安和阿四其实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做生意，只能依葫芦画瓢，用杆子把服装一件件挂起来，然后扯着嗓子开始叫卖。

结果可想而知，头三天连一件衣服都没卖出去，期间还被隔壁的摊主找了次茬，说阿四挂的灯泡太亮，影响了他家的生意，要求杨守安他们不准开灯。

西湖路是夜市，吸引客人全靠摊档门前的那盏灯，于是阿四据理力争，但对方一声招呼就喊来了其他几个摊主，个个面色不善，仿佛一言不合就会动手。

杨守安投诉到市场管理处去，结果人家坐在那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不咸不淡地说市场竞争是正常的，除非对方真的砸了摊子，不然他们也不好插手多管。

直到这时候，杨守安和阿四才意识到什么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们这两个初生的小牛犊子一头撞进了别人的圈子，想要从别人的桌上分口饭吃，自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杨守安和阿四苦苦支撑着他们的小摊，生意上虽有所起色，但由于成本控制不力，库存服装积压严重等问题，在临近2002年春节的时候一盘账，发现手上的流动资金已经快要枯竭了。

如果说这样的困境还不足以致命，那么一纸《关于撤销西湖路灯光夜市的通告》，则是彻底让两人陷入了“绝望”。

原本带着雄心壮志来到广州掘金，到头来除了一屋子的过时衣服，什么都没挣到。

这一年多里，每隔一两个月周清茹便会写信过来，讲述自己完成了学业、登上了移民的客轮，来到了繁华的上海，有了自己的房间等等经历。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当然还有对在广州打拼的两人近况的关心。

每封信杨守安都会反复阅读，然后整整齐齐地收在抽屉里。

至于回信，他则是要斟酌许久，一来文化水平不高，遇到不会写的字还得去现查字典；二来在广州的生活实在难用顺利来形容，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也只能挑着好话说。

但这次，杨守安看着书信上熟悉的问候和分享却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的他破天荒地拉着阿四重回了大沙头的夜宵摊子。

同样的菜馆，同样的老板娘，不同的是这次的啤酒喝在嘴里，只剩下了苦涩。